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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500万台iPhone陷返工疑云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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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一周内两次宣布加薪


富士康国际()6日宣布,自10月1日起,对深圳地区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再度调升为每月2000元,加薪幅度约66%。而该集团的其他地区厂区也将自7月1日起公布新工资标准。


这是继2日该集团宣布基层员工薪资自900元调升至1200元之后,时隔4天之后的再次宣布加薪。由于其加薪公告由母公司鸿海集团发布,在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7日并未公告上述加薪内容,因此该公司在开盘2分钟后紧急停牌。而在开盘2分钟,该公司股价下挫5.5%,停牌前报收5.66港元。而其母公司、在台湾上市的鸿海周一股价曾一度大跌7%触及跌停价位。


一些分析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示,富士康再次加薪将改善员工生活状态,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过,此举将加大其人工成本。


凝聚基层员工向心力


对于一周之内两次宣布大幅度加薪的原因,富士康的说明不尽相同。对于首次加薪,公司声明称是为了“挽留及招聘员工”;对于第二次加薪,公司则称“体恤员工生活,凝聚基层员工向心力,增强公司长期经营力”。


不过,在两次加薪的说明中,公司并未评估加薪对人工、运营成本上升的影响,也没有透露应对加薪带来成本上升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加薪的声明中,富士康首次提出“强化从制造的富士康、科技的富士康向迈向创新的富士康的蜕变”。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富士康将谋求从微利的代工企业向高毛利的科技自主企业转型。


随着两次加薪,富士康并不算高的利润率将受影响。富士康去年的年报显示,公司的毛利率由6.9%降至5.9%,净利率下降至0.55%。花旗环球证券日前发布的报告测算,若公司调高薪资两成,将令盈利下滑10%至12%。目前宣布的两次加薪累计幅度超过一倍,对其盈利能力影响就更大。高盛的分析报告也认为,富士康大陆员工加薪30%,可能涉及9.8万名员工,预计此举对该公司2010至2012年盈测不利影响为8%—14%。因此将该公司2010至2012年每股盈测分别下调15%、14%、12%。


刺激企业转型


“富士康的薪资水平在同行业内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加薪必然会树立一个样本。”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示。


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东莞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为2.49%,而整个代工企业的行业毛利率大概在5%-11%之间。


“公司今年与客户的订单已经签订,所以至少今年是不会将上涨的成本反映在对客户的代工报价中。”东莞华星树叶公司负责人潘迪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对他们这样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若加薪一成,就将面临亏损。


“若企业找不到产业转型之路,只能淹没在淘汰潮中。”刘展灏以在珠三角的港商企业为例指出,目前不少香港中小代工企业已在夹缝中生存,劳动力成本上升拉高自身成本,挤占其已微乎其微的利润。


野村国际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博客7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示,鉴于目前劳动力普遍短缺,今明两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太可能赶上劳动力成本的涨幅。因此,预期生产企业和服务提供商的利润率将在2010-2011年受到挤压。


不过,他同时指出,根据其对工业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估算,生产率在1994-2008年期间的年增速达到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意味着1994-2008年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在下降,因此生产企业有能力消化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


邓聿文:富士康们加薪 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最近,富士康与本田的加薪引起关注。实际上,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国多数省份已经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涨幅普遍超过10%,有些省份涨幅高达30%。这一系列迹象表明,过去造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低成本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分析各地和企业纷纷推出的加薪举措,有几个因素不能不提:其一,目前的物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不断升高,这是催生*府加薪的直接动因;其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有利于普通工人的变化。由于人口红利逐渐衰竭,过去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因此开始变得短缺,这势必促使企业以加薪来应对;其三,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的提高以及对体面劳动的追求,也使得他们越来越不能容忍低工资和低福利。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在劳动观念上有很大差异,后者工作目标比较单一,就是赚钱养家,但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关注体面劳动,这导致他们对恶劣劳动条件和环境的忍耐下降,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最后,*府加大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社保和医保的建立,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等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制度的推行,也强化了工人和企业谈判的力量。


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还是有害?我认为有利。不客气地讲,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上的,尤其是劳动力在数量、质量和价格方面具有比其他国家更明显的优势。正是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才得以确立,特别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但也要看到,中国用超低的劳动力价格,虽然换来了经济的高增长,以及名义上的巨额贸易顺差,却并未换来强大的竞争力。统计显示,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长期用相当于美、日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


中国不可能永远处于 “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低端。一般来说,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大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虽然在一定时候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这种办法支撑起来的竞争力终究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它根本违背了人性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即使人们的生活过得体面和更美好。


从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来看,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有着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因素在内,然而,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即使是由自然禀赋造成的,背后也有一种人为的制度在加重劳动力的此种弱势。这种人为制度就是,在中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诸如福利、保障等各种社会权利。缺少了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权利,受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竞争约束态势,单个劳动力势必处于弱势地位,只能接受资方开出的工资和福利条件。


可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较成本优势,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换取的国家竞争力,是不可取的。更糟糕的是,它还会引起严重的劳资矛盾和冲突,并由劳资冲突演化为群体事件。


因此,富士康和本田的加薪,可以看成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各地对工人的加薪幅度虽然比较大,但离工人的体面劳动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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